日清政府为筹赔款100万英镑的“受害国”
日清政府为筹赔款100万英镑的“受害国”
背景简介播报
编辑
此条约共12款，19个附件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两，是为“庚子赔款”。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庚子赔款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庚子年的庚怎么来的，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
首次退款播报
编辑
退款一事的起因是《辛丑条约》未规定中国对列强的赔款以黄金还是以白银来结算，故中国都是以白银来结算，1904年部分列强提出以黄金来结算，美国为显示其“公正”、“仁慈”，与中国协定赔款仍以白银来结算，但美国旋即出尔反尔提出用黄金，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先生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磋商，希望美国可以继续用银结算，在谈话过程中梁诚先生提到：“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唯美国假定答应用银，将来别国尚有转机；如果一律用金，以后就更难翻案了。敝政府所争者即此，并非歧视贵国。现今为赔款而作的筹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据说海约翰闻言，颇为动容，沉默良久，才慢慢地说：“庚子赔案实属过多———”，以此为契机梁诚先生看到了美国可能承认其索款额过高，故改变策略，不在金银问题上继续纠缠，转而要求美国放弃其超出“真正损失”的那部分赔款。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最终促使美国议会在1908年通过退款决议。
第一次庚子退款的由来，虽有美国提倡可没有任何国家响应美国的退款，所以第一次庚子退款，只有美国一家。
梁诚先生在1903年接任驻美公使就着手调查，并已掌握美国索款额远超出其出兵中国军费及在华商人、传教士的生命财产损失，故在海约翰提到索赔过高后立刻“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没有梁诚先生的那段话，何来海约翰的“一隙之明”，更没有后面的庚子退款，这可是对中国文化造成重大影响的一个事件。虽然在梁成先生的不懈努力下，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上层已承认即便按照列强的强盗逻辑，美国在庚子赔款中也是勒索过甚，并初步达成以其多要部分为资金，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意向，可美国仍是迟迟未作出“退款”的决定。
1905年因为美国的排华法案、粤汉铁路等问题，中国和海外华侨界爆发了大范围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一时之间美国对华出口锐减，美国一批“心地善良”的“有识之士”开始游说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以教育为突破口在中国培养代理人，如明恩溥和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加之梁成先生的上下奔走，最终美国在1908年承诺将庚子赔款中的近半数（约1160万美元）作为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还有，当时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远少于赴欧和赴日留学的人数。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2]
1907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咨文国会退还部分庚款，经两院讨论通过，次年5月25日，批准生效。并通知清政府声明在更换执政人员时，都不能将该款移作他用。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2]。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3]。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从1909年起，美国每次收到届时应付之庚款时，即取出其中一部分交还中国政府，作为中国兴学专款。当时决定两个项目：办清华学校和资助中国留美学生。
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庚子年的庚怎么来的，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3]。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退款办学播报
编辑
美国退款办学用意
如何使用这笔退款，清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北洋大臣袁世凯主张这笔钱用于经济建设，开发东北三省。但是美国政府坚持这笔钱用于教育，否则退款之事将拖延无望。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自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鼓励留学日本开始，中国留日学生日增。中国为了发展近代教育，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同时聘请大量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日本在华势力日渐扩大，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注意。美国驻华大使柔克义认为，教育可以使中国政治安定、商业繁荣，使中国成为富足的贸易伙伴。留美学生一旦成为北京领袖，美国将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因此他们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二、在此之前，从1877年至1900年间，美国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美国在中国办教会学校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上海圣约翰校长卜舫济把教会大学比作教会培养领袖人才的“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还进一步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实现目的之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
但是，当时清政府各省咨议局规定，官立学堂的毕业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教会学校则否。因此，美国感到“教会学校……从未得到官僚阶级的多少支持，而它的毕业生极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的机会。……难得有一个人会获得重要的位置。”而通过“退款办学”，控制并借中国官方“自办”的壳，登入中国主流社会这个“市”，更为有利。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制定庚子赔款的“退款”用于教育。
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正式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美国“退款办学”之举，显然意在施加其在中国的影响，符合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退款办学也为大批中国有志青年提供了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由“退款办学”建立的清华学堂，曾被称作“赔款学校”。早年，清华学生也称清华为“国耻纪念碑”，“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形成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激发一代代清华学子将自己命运与祖国、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清华虽身负国耻的印记，但最终发展成为一所具有爱国革命传统、为国家兴盛和科技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校。
第二批播报
编辑
第二批的庚子退款
1911年清政府垮台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中国以十万劳工为代价成为协约国一员，在一战后成为战胜国，大战平息后，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世界格局急剧变化，对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解体）的债务自然取消，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公开承认沙俄掠夺的非正义性并承诺放弃庚子赔款余额，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1924年，为消除苏联在华影响美国于决定将庚子赔款所余款额（约1254.5万美金）全部用于中国教育，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由蒋梦麟为董事长，董事14人。他们是：颜惠庆、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巴黎和会拒签合约的中国代表）、周诒春、施肇基、丁文江（以上华籍）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以上美籍）。具体管理该全部退款。基金董事会举办了多种事业。自1926年至1930年间日清政府为筹赔款100万英镑的“受害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成都大学、东北大学、武昌大学学校，设立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及教育心理学的科学教习。设置了科学研究教授席，科学研究补助金、社会调查所、华美协进社、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图书馆（大部分用于清华）。 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负责人）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英国从1912年开始退还，亦坚持此款项用于中国教育事业。
这次所谓的退款行动得到列强的支持，从24年开始英、法、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国相继退款，但都指定款项用途。美、法、意、比、荷、英、俄七国退还中国之庚款“溢款”总数，约在海关银三亿两左右，对兴办教育事业颇有效果，应当肯定。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欠日本之庚款停付，并进而废除对日庚款。
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英签订条约，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自然也包括《辛丑条约》，庚款也予以取消。
日本表现播报
编辑
关于日本在庚子退款中的“表现”（附八国对比）
191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战败，《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一战后瓦解，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
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其中包括了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921年，美国带头把尚未偿付的庚子欠款全部退还。美国的退款对各国均发生启示作用，各国竞相效仿。
1924年法国退还庚款；
1925年比利时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
1926年，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同年，荷兰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
1933年意大利退还庚款。
惟有日本的退款，波折很大，争执颇多。庚子事变中日本获益多多，对赔款的退还却不积极、不配合，包藏祸心。日本的所作所为，为人所不齿。庚子年拳乱中，本对日本影响甚小----事实上，中国人和日本同文同种，当时的义和团并没有把日本人当作金发碧眼的洋人看待，但日本却出兵积极，其目的是为了在列强面前显示自己的国力，并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的影响，其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军队攻占天津后，抢银23万余两，在通州又抢银12万余两。攻占北京后庚子年的庚怎么来的，日军抢在各国之前，先从户部银库抢走291万多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继则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大量的绫罗锦缎，并洗劫了内务府仓库，抢走所有的仓米和银两。据统计，日本抢劫的物品价值共计367万余两。
日本的抢劫，都是有组织的军队行为，其抢劫的对象都是清政府的官衙，所抢劫的银两、武器、粮食大部分归于国家，其中交给日本中央金库193万两，占总额的66%，其余的则归陆军省支配。也许正因为如此，日军才较少去骚扰民间，而俄、德、英等国士兵多从民间抢劫。
不仅如此，日本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得赔款本额占中国庚子赔款总数的7.7%。后在各国纷纷退赔庚子赔款时，日本态度消极，始终坚持以庚子退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
1923年--1936年间，其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但此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中国无一团体申请日本的退款补助。1936年以后，庚子赔款则全部用于侵华战争。
清华学堂的由来
京西北郊海淀，是清代皇家园林聚集的清幽胜地，其中，风景秀丽的清华园原称熙春园。康熙、乾隆、嘉庆都曾多次来此歇息赏景。水木清华是北京清华园中最著名的景点，位于清华大学工字厅的北侧。清华园的名字即来源于此，被称作清华园“园中之园”。水木清华的荷花池是清华园水系两湖一河之一（水木清华荷花池、近春园荷塘和万泉河），水面积1000平方米，东边有一条小河流出，注入荷花池荷塘月色景区。
水木清华的主体景观是工字厅后面的一个荷塘，荷塘之畔垂杨山水之中掩映着一幢秀雅的古建筑，常与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相比。荷塘南侧的古建本为工字厅的后厦，为“水木清华”的正廊，正额“水木清华”据历史记载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笔。
“水木清华”出于晋朝谢混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正廊朱柱上悬有清代道光进士，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彩往东西南北去来淡荡洵是仙居。”1852年， 咸丰皇帝即位后，把这里改称为两部分，西部叫“近春园”，东部借用99年前乾隆皇帝在此处的题词，把工字厅命名为“清华园”，清华园因此得名。水木清华的景观设计者独具匠心，用山林环拢着一泓碧水，山水之间掩映着两座典雅的古亭，其中一亭中就悬挂着清华校徽的那座钟。
197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30周年，把近春园荷花池边的古亭改名为“自清亭”日清政府为筹赔款100万英镑的“受害国”，并于水木清华荷塘北侧树立朱自清教授的汉白玉塑像。但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所称的荷塘并非水木清华的荷塘，而是清华园中另一景近春园的荷花池。
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攻陷北京，洗劫并焚烧了圆明园。大火一直烧过近春园，却在接近清华园时渐渐熄灭，因此，清华园躲过一劫，依然是乾隆笔下的“水木清华”。
1909年8月，清朝内务部将已废旧的清华园，也就是带着长长游廊的工字厅，拨作游美肄业馆，并开始兴建校舍。
1909年的10月，身穿250元银洋特殊定制的洋装，梅贻琦会同水皮在630名青年中考取的47名庚款留美生，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启程，他们横穿太平洋，抵达旧金山。这批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金邦正，有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著名生物学家秉志等，而梅贻琦日后不但也成为清华的终身校长，而且是清华崛起的关键人物之一。
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先后选派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其中还有日后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文化大家胡适，大法学家王世杰，大气象学家竺可桢、建筑大师梁思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持设计者，老北京城的守护神）等享誉中外的名家。
参考资料：
天津档案网 《庚子退款及用途》
中国网 《美国的庚子退款与清华大学》